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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|小飞侠
编辑|阿荣
俗话说，“宰相门前七品官”，一般来说，权力人物身边的岗位都是众人眼红的香饽饽。
可是在1976年，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副主席王洪文的秘书肖木忽然向王洪文提出申请，更换工作岗位。
当时，王洪文手握大权，肖木作为他的秘书，可以说也是风光无限，他为什么要主动申请调离呢？
王洪文投机，从工厂到中央工作
王洪文，1935年出生于吉林长春，家里非常穷，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，朝鲜战争爆发后，他加入了志愿军，并在军中因积极表现成功入党。
21岁那年，王洪文从部队复员之后，被分配到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（简称“上绵17厂”）上班。
王洪文年幼时家庭贫困，没有机会上学。在部队当兵时，战友们劝他学习，他嫌浪费时间不愿意，到了上绵17厂，他让别人帮他念家书，那人不愿意帮忙。
王洪文受到了打击，这才决定好好要学习。
这已经体现出他眼大心空、自我放纵的性格，这也是他后来落得个凄凉晚景的根源。
在夜校学习期间，他认识了上海本地姑娘崔根娣，两人结为夫妻。
后来，他成为了保卫科干事，从工人转变为干部身份。
王洪文在上绵17厂同事们回忆，王洪文想当官。
他也确实是这样权力欲极强的一个人。
1966年，王洪文听说毛主席在北京接见了红卫兵之后，非常羡慕，于是与其他民兵商议，把厂里的民兵组织改为红卫兵。
工作队虽然同意组建红卫兵，但是他们以红卫兵是青少年组织为由，要求30岁以下的青年职工才有资格加入红卫兵。
那时的王洪文已经32岁了，工作队的这个决定就是要将他排除在外，不想让他掌握权力。他非常生气，觉得自己忙活了半天，最后却为他人做了嫁衣。
于是他开始寻找新的盟友，与上海30多家工厂的负责人取得联系，建立了“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总部”（简称“工总司”）。
“工总司”成立后，王洪文将矛头对准了上海市委，提出了三项要求：
1、上海市委必须承认“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”；
2、曹荻秋必须参加9日的大会，接受批判；
3、提供宣传工具。
上海市委没有同意，王洪文就带领“工总司”制造了“安亭事件”。
事后，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与王洪文等人谈判，事件才得到了解决，王洪文也因此进入张春桥的视野，后来张春桥还将王洪文引荐给了毛主席。
此后，王洪文接连得到了提拔，1968年被提拔为上海市第三委书记，在中共九大上，被选为中央委员，中共十大上，以38岁的年纪被选为中央副主席。
王洪文之所以得到“火箭式”升迁与毛主席有很大关系。
文革开始后，毛主席自己挑选、党组织确定的接班人刘少奇被他亲自打倒，他重新选定的接班人林彪，又发动政变，最后在叛逃中机毁人亡。
这两次继承人选择的失败对毛主席的打击非常大，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主席的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差，他迫切需要选拔出一位可以肩挑重任的人。
王洪文就在这个时候崭露头角，进入了主席的视线。
不过有了前两次的经历之后，毛主席虽然很看重王洪文，但是并没有过早地把他的名字写进党章，而是继续考察、认真培养。
据统计，从1973年9月12日到1974年5月29日，毛主席曾先后16次让王洪文和周总理陪同接见外宾。
有外国媒体认为，毛主席是通过这种方式，向世界表明，王洪文是他的接班人。
但是事实证明，王洪文不具备相应的能力，无法担此大任。
不久之后，毛主席只好再次邀请病重的周总理回来主持中央工作。
邓小平复出，王洪文“失宠”
当时，周总理已经七十多岁了，一直让他拖着病体坚持工作也不现实，于是毛主席只好再次寻找年轻的接班人。
1973年12月，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到了邓小平。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毛主席就很看重邓小平，称赞他无论文武都是一把好手，先后让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、政治局常委等重要职务，还一度将他看做接班人重点培养。
1957年，毛主席访问苏联时，就曾对赫鲁晓夫表示，自己已经在培养接替自己职位的人了，一个是刘少奇，一个是邓小平。
到了1959年以后，毛主席曾短暂地退居到二线，当时就是由刘少奇和邓小平主持工作的。
不过，由于两人与毛主席在“大跃进”等方面存在分歧，江青、林彪等人趁机而入。
他们利用文化大革命，把刘少奇打击迫害致死，也给邓小平扣上了“走资派”的帽子，流放江西。
但是周总理始终没有忘记邓小平，暗地里一直为他重返中央铺路。
1972年，毛主席参加陈毅元帅的葬礼，与陈毅的妻子张茜聊天时，提到了邓小平，“邓小平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”。
一旁的周总理听到之后立刻示意其他同志，赶紧把毛主席对邓小平的这个评价传出去。
邓小平虽然被下放了，但是他并未一蹶不振，自暴自弃，而是始终与中央保持联系。
1972年8月份，他写信给毛主席，讲到自己近期又对过往的行为做了一些反思，提出想继续为党和人民做一些工作。
毛主席对这封信做出批示，首先确定邓小平的确犯过错，其次，也肯定邓小平在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中曾做出过巨大的贡献，因此，建议大家以后要客观公正地去评价邓小平。
1973年，下放到地方4年的邓小平重返北京。在周总理的努力下，邓小平逐渐恢复工作，并于当年提拔邓小平担任政治局常委、中央军委委员。
当时，周总理癌症复发，每天都要输血，但是为了确保邓小平在此次复出之后，不再被江青等人打倒，可以彻底站稳，他坚持选择不住院，而是想办法抓住时机，提高邓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声望。
1974年，在毛主席的支持和周总理的努力之下，邓小平带队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。
这是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首次派高级代表团出席，意义重大，邓小平能够带队参会，表明他再次被视为接班人的重点培养对象。
江青意识到自己的政治地位逐渐在下降，非常恐慌，为此，她还常在毛主席面前说邓小平的各种不是。
当年7月17日，在政治局会议上，毛主席毫不留情地批评江青，不要再动不动就给人扣帽子，批评她和姚文元等4人不要再搞小团体。
这是毛主席第一次在党内公开指出“四人帮”的问题。
他还说了一句“江青不能代表我，她只代表她自己”，等于公开与江青决裂。
到了10月份，毛主席推荐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。
江青等人无法接受，于是再次攻击邓小平，在10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，江青借由“风庆”轮事件胡搅蛮缠，阻碍会议正常进行。
会后，江青等人还“恶人先告状”，派王洪文到长沙向毛主席告状。
王洪文按照江青教的，说周总理经常找邓小平、李先念和叶剑英等人谈话，试图要搞政变，还说要组建新的政治局等。
可是毛主席对此事没有发表任何看法，反而劝告王洪文，让他不要再跟江青那些人搞在一起了。
王洪文一心只想这当官抓权，却没有相应的政治水平，毛主席都已经把话都说到了这个份儿上了，他还是没听明白其中的意思。
回京之后，他还是继续当江青的打手，听从她的安排。
年底，周总理和王洪文一起去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情况，王洪文再次听从江青的安排，给邓小平等人扣帽子。
毛主席却高度评价了邓小平近期的工作情况，还非常生气地批评王洪文，“不要搞宗派！”
四届人大召开后，1975年1月，中央确定，全面整顿文革，是重中之重的工作。
毛主席和周总理都认为，只有邓小平能够担此重任，都全力支持邓小平的工作，邓小平再一次回到了党、政、军主要领导工作的第一线。
江青倒台，王洪文被抓
毛主席对王洪文的失望，不是一蹴而就的。
早在1972年，毛主席决定亲自栽培王洪文时，对他抱有很大希望，可以说是耳提面命。
只可惜，王洪文心思不正、没有素养，简直就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。
肖木回忆，当时毛主席非常担心国家的状况，曾给王洪文讲张勋复辟一事。
讲了半天，王洪文却不知道张勋是谁，还问毛主席辫子军是怎么一回事。
工作繁忙的毛主席让他自己去查，可是王洪文走出毛主席的书房就把这件事给抛到脑后了。
毛主席知道他资历浅，愿意教，可是他不上心，肖木作为王洪文的秘书，也忍不住吐槽道，“遇到这样的学生非常累”。
为了能够督促他好好学习，毛主席后来对王洪文下达死命令，规定的学习任务必须完成。
十大之前，毛主席派他回一趟上海，同时，安排他读《后汉书·刘盆子传》。他只好去找到史学家、当时在复旦大学当教授的朱永嘉讲给他听。
《后汉书·刘盆子传》讲的是被赤眉军拥立的刘盆子的故事。
西汉末年，赤眉起义军为了让自己的行为得到天下百姓的支持，于是决定找一个刘氏皇族的后裔当他们的首领。
他们找来了三个刘氏小孩，让他们抓阄，结果放牛娃、衣衫褴褛的刘盆子抓到了，他就这样被推上了皇位。
朱永嘉当时就意识到了其中的深意：王洪文农民出生，参军参加过抗美援朝，之后又在上绵17厂工作，与农民、军人和工人都打过交道，尤还曾经成功组织过厂里的工人参加运动。
毛主席看重王洪文身上带有“工”的血脉，于是打算重用他。
不过，由于他表现不好，毛主席给他敲警钟，让他读刘盆子的故事，以示警醒，“你不要自以为了不起，你不过就是个刘盆子”。
朱永嘉心怀顾虑，只是给他翻译成白话文讲了一遍，王洪文听明白了，但是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。
在被毛主席重用之后，王洪文每次回到上海，都要上海市委工作人员好吃好喝好玩的供着。
就连毛主席病重的时候，中央要求政治局常委轮流值班，王洪文居然不顾毛主席，在值班的时候偷偷溜到中南海去打野鸭子去了。
刘盆子有自知之明，在哥哥刘恭的帮助下，曾多次想从皇帝的宝座上退下来，而王洪文手里有点权力之后，就不知天高地厚了。
因此，曾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徐景贤评价王洪文“比刘盆子还刘盆子”。
其实，邓小平上台后，毛主席也没有完全放弃王洪文，而是派他去上海调研，希望他能自我磨炼，好好工作。
可是王洪文回到上海之后，整天只想着吃喝玩乐，拉帮结派，甚至连国庆节也没有回北京。
据曾经在上海市委招待过王洪文的朱友生等人回忆，王洪文在上海呆了三个半月，挥霍无度。据不完全统计，花费至少在两万元以上。
当时的一块钱，相当于现在的300块钱，算下来，三个月，王洪文至少花费600万元以上。
当时上海正值夏天，一家五口住在别墅里，每餐都要吃新鲜的水果，吃当季蔬菜，喝名酒，吃鲍鱼等，朱友生等人必须要提前准备好。
他在中南海居住时，也曾奢侈过，被毛主席发现后，挨批评了，只好有所收敛，到了上海，无人约束，他开始过着放纵的生活。
他要吃田螺，就找人去农村动员农民下水去捡田螺；要吃豆芽，就让生产队组织人去采摘；他要吃新鲜的香蕉、荔枝，就派人用飞机从广州空运过来；他儿子要吃石榴，安排人专程去苏州买……
毛主席再三提醒他，不要再跟过去那些人在一起搞小帮派，王洪文却经常设宴请那些人来吃饭，朱友生等人说，他平均每个星期至少请客人一次。
他常常还以考察的名义，带着他那些狐朋狗友，到农村、部队和工厂等地方，每到一处，要求对方必须准备名酒名菜，大吃大喝，吃拿卡要，常常烂醉如泥。
王洪文之所以与江青成为关系很好的“战友”，还有一个原因，两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，喜欢看电影。
据统计，他在回到上海的那段时间里，总共看了八十多部电影。
除此之外，他还经常在家中组局，下棋、打牌，经常通宵。
他出去钓鱼，一堆人伺候，帮他点烟，帮他装鱼饵，帮他扇扇子，居然还让人用茅台酒、麻油和面粉搅拌在一起做鱼饵。
王洪文的秘书肖木曾暗中提醒过他，建议他要适可而止，不能与江青等人狼狈为奸，他并没有听进去，无论是生活上还是政治上都没有收敛，反而更加嚣张。
肖木觉得王洪文等人德不配位，这样下去迟早要玩，担心自己将来也被清算，便申请调离秘书岗位。
1976年9月9日，毛主席去世，王洪文与四人帮其他成员加紧了夺权行动，满心以为一切尽在掌握。
面对这样的局面，华国锋、叶剑英等人经过反复商讨，决定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。
10月6日，王洪文在前往中南海参加政治局会议时被抓，华国锋当着他面，宣读了中央对他采取隔离审查。
王洪文不愿意就此束手就擒，奋力挣脱了警卫员的手，扑向距离他五六米远的叶剑英。一旁的中央警卫局的战士反应迅速，将王洪文按倒在地上。
之后，江青等人相继被抓。王洪文是被抓时唯一一个做出反抗的人，因此，只有他是带着手铐被送进监管最严格的监狱里去的。
王洪文被关押在中南海的地下室里，起初他情绪激动，骂个不停，直至他无力再反抗时，中央才将他与江青等人一起送去了秦城监狱。
曾是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的吴法宪，因为一些过往，与王洪文差不多同时期被关进秦城监狱，因其表现良好，于1981年被中央安排在济南修养。
据他回忆，在监狱里遇到王洪文的时候，两人还曾聊过一些过往，他曾问王洪文，突然一下子成为接班人，“这个台，你能压得住吗？”
王洪文回答的语气非常悲凉，“这些都已经晚了”。
王洪文后半生在秦城监狱里度过了16个春秋，于1992年8月3日病亡。
只能说，他的人生走下坡路，跟他本人有很大关系，但凡把毛主席的提醒放在心上，也不至于被捕入狱。
